2011年4月15日，省城的春天已经彻底来了。
程青还完钱的第二天，天气格外好。
窗外的老槐树冒出了嫩绿的新芽。
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的书桌上，把昨天那本记账本的边角晒得微微发烫。
程青一大早就醒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急着算账和联系下线。
她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做了一顿像样的早饭。
煮了一碗清汤挂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一点葱花。
她坐在窗边，一口一口地吃着那碗面。
阳光照在她侧脸上，暖洋洋的。
她吃完面，洗了碗，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拉开衣柜，看着里面那几件自己买的衣服。
她挑了一件浅蓝色的棉质衬衫和一条黑色的休闲裤换上，对着门口那面小镜子打量了一下自己。
镜子里的程青，虽然还是那双耷拉着的死鱼眼，但脸颊比刚来省城时长了一点肉，气色好了很多。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在都市里打拼的年轻女孩。
她对着镜子理了理衣领，嘴角不自觉地微微翘了一下。
“今天天气好，出门走走吧。”她对自己说。
她锁了门，沿着滨河路慢慢走了一段，在路边的小公园里坐了一会儿，看着几只麻雀在草地上啄食。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轻松过。
五十万的债还清了，黄牛手里的存货也清得差不多了，她手里的存款还有三万多块。
她正打算过两天去报个夜校，学点电脑打字之类的技能，找一份正经工作，彻底和过去划清界限。
她正盘算着未来的计划，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
程青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尖细又急促：“青青！你在哪儿？出事了！阿坤那条线上的人全被抓了！今天上午省城扫黄打非联合行动，体育馆那边的几个票贩子全部被端了，你快跑！”
那是小美的声音。
程青拿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
她猛地站起来，正要回话。
但在她抬眼的一瞬间，看到公园入口处有两个穿着便衣且神色冷峻的陌生男人正朝着她这个方向直直地走过来。
程青的瞳孔骤然紧缩。
警察？
她把手机直接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转身就往公园另一侧的出口狂奔。
她跑得很快，风灌进她的领口，吹得她后背发凉。
她穿过草坪、跳下花坛、混入了滨河路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可那两个人像锁定猎物的猎犬一样，紧追不舍。
跑出不到两百米，程青的脚踝忽然被一只从侧面伸出来的手死死拽住了。
她猛地回头，看到一张陌生男人的脸。
对方亮出了证件：“别动，警察。”
程青的脊背像被浇了一桶冰水。
她拼命挣扎，被那警察反剪了双臂，按在了路边一辆黑色警车的引擎盖上。
冰冷的铁皮贴着她的脸颊，周围的行人纷纷侧目，交头接耳。
她的目光越过那些围观的人群，看到刚才那两个便衣中的另一个，从她刚才扔手机的垃圾桶里，把那部手机捞了出来。
“程青是吧？你涉嫌参与多起倒卖伪造有价票证案件，跟我们走一趟。”
程青被带进警车，坐在后座上。
车窗外省城的街景飞速地往后退，阳光依然明媚，高架桥上依然车水马龙。
可这世界和她之间，忽然隔了一道冰冷的铁栅栏。
下午的审讯室里，日光灯白得刺眼。
程青坐在那张冰冷的金属椅子上，双手被铐在面前的小桌板上。
对面的警察翻开厚厚的卷宗，念出了一连串的日期、地点、金额。
那些数字把她在省城这几个月倒卖假票的轨迹编织得清清楚楚。
从第一次在体育馆侧门卖出的那五张票，到后来通过阿坤拿货、找下线散货、通过强哥走账，事无巨细。
“这些情况，你承认吗？”警察问。
程青低着头，看着自己手腕上那副冷冰冰的手铐，声音沙哑：“……承认。”
“你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接头人？那个叫阿坤的，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他走了，去了外地，具体在哪我不清楚。”她说。
警察又追问了几句，她没有再出卖任何人。
阿坤跑得快，强哥那边账目洗得干净，小美在她被抓之前打了那通电话，说明小美自己也有办法脱身。
可警察紧接着拿出了另一份材料。
那是一个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上面是小美在行动后第一时间主动联系警方并提供的举报截图。
聊天记录里清清楚楚地罗列了程青的拿货渠道、活动范围和交易金额。
“你那个好朋友小美，已经主动交代了。”警察
看着她，语气平淡。
“她是给你提供渠道的中间人之一，目前还在配合调查，鉴于她主动供述、协助办案，我们会酌情考虑给她一定的减刑从宽处理。”
程青看着那张打印件上熟悉的聊天内容，看着那些她曾经毫无保留地告诉小美的交易细节，整个人像被劈开了一样。
她曾经以为小美是她在省城深渊里唯一拉了她一把的人，是那个带着她走上倒票这条路的朋友。
可现在小美把她卖了。
卖得干干净净、精打细算，只为换一张减刑的筹码。
程青闭了闭眼，睫毛剧烈地颤动着。
她自嘲地笑了笑。
如果是几个月前的她，一定会软弱无能地大哭一场。
可她现在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已经对命运彻底死心的人。
“我认罪。”她开口说。
接下来的流程快得像上了发条。
警方根据她的涉案金额和倒卖伪造票证的规模，提起公诉。
她涉及的假票数量累计超过五百张，涉案金额超过七十万。
虽然她大部分利润都是现金流转，但交易记录、证人证词、小美的举报材料、还有她在老城区强哥那里走账的记录，全都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法庭上，程青站在被告人席位上，穿着看守所发的那件灰色囚服。
她瘦了很多，头发被剪短到耳后，脸颊凹陷，那双死鱼眼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空洞。
法官问她：“被告人程青，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有异议吗？”
“没有异议。”她的声音平淡得像一潭死水。
最终判决书下来的时候，程青没有太意外。
“被告人程青，犯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涉案金额巨大，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她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听到“三年”那两个字的时候整个身体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抽走了最后一缕气。
三年。
她一走就是三年。
她刚刚还清的那五十万债务，她刚刚攒下的那三万多块存款，她刚刚穿上的那件浅蓝色衬衫，她刚刚做好的那碗荷包蛋清汤面……
一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在这一刻被一纸判决书彻底抹平了。
她很轻地闭了一下眼，然后睁开。
最后跟着法警走出了法庭。
押送她回看守所的囚车上，程青靠在冷冰冰的车厢壁上，看着车窗外省城那些高楼大厦从视野里掠过。
她想起自己当初从县城大巴上走下来时那种忐忑又充满期待的心情。
想起自己蹲在电线杆旁饿得啃手指的早晨。
想起在体育馆门口第一次卖票时手抖得捏不住钱的样子。
想起昨天清晨她在公园里晒太阳时那种轻松到近乎虚幻的畅快感。
那些日子，全部变成了法庭上的证据，变成了卷宗里一页页密密麻麻的铅字。
她闭上眼，把额头抵在车窗的玻璃上。
玻璃很凉，凉得像她没有知觉的心。
她在心里默默地数着：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
她要在这段时间里，把之前所有的风光和自由重新花光。
再用没有任何遮掩的代价，去偿还她在法律边缘走过的那些夜路。
第二天，程青被正式转入了省城女子监狱。
高墙、铁网、穿着统一囚服的犯人、刺耳的哨声。
她被剃了板寸头，换上了暗红色的囚服，领了一套印着编号的洗漱用品。
她分配到的监室里有八张上下铺，床板硬得像石头，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洗衣粉混合的味道。
她走进监室的时候，几个床铺上的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们的目光带着那种监狱里常见的探究和审度，随即又各自转开了视线。
程青没有跟任何人说话，找到了自己那张靠窗的下铺，把薄薄的被褥铺好，坐了下来。
窗外是一堵高墙，墙头上拉着密密的铁丝网，网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
没有槐树，没有鸟叫，没有奶茶店门口那些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孩。
只有几缕初春的云，懒懒地挂在铁丝网上方。
程青看着那片天，把手放进了自己囚服的衣兜里，摸到了一团空荡荡的空气。
她的手机、她的钱、她的钥匙、她的自由，全都被收走了。
她盯着铁丝网外面的天空，嘴角忽然动了一下。
她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程青，你的人生还真是……一波三折啊。”
她说完，把被子展开，盖在了自己腿上。
初春的监狱里依然带着深冬的寒意，但她的脸已经不再有泪水了。
她像个被生活反复揉碎了又拼起来的人偶。
她安静地坐在那张硬板床上，等待七年后那
个可能会更糟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的未来。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程青靠在床头的铁栏杆上，微微阖上了眼。
2011年4月，程青失去了自由。
与此同时，在几百公里外县城的那个“刺青”店三楼里。
季柏正看着一张已经过期的手机银行卡转账记录，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他像一头习惯了独处的黑蛇，依旧盘踞在那栋三层小楼里。
季柏日复一日地开门、收债、纹身，任由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
两个人在命运的不同牢笼里，用各自的方式熬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