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了整整两天。等得我心烦到有点手抖。
周涛估计是把我的态度和徐思源讲过，徐思源几次三番看着我欲言又止，奈何估计是被我一脸阴翳不耐的神色吓回去了，终究也没来我跟前说什么。
我吃得很少，睡得很少，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不把精力都用光，那股流窜在我大脑每一个神经元的亢奋电信号就不甘罢休。
我自己的研究被叫停，左右也没别的事，除了没完没了地点开收件箱，就干脆把时间全花在了机房里。周涛研究的数据预处理虽然量大，但只是些不怎么费脑子的活，机械刻板地打标、修伪影、导数据、建表格，起码帮助我能累得每天睡着个把小时。
我收到易镇溢的回复邮件是在发出邮件后的第二天晚上八点，内容很简单，就三个字符。不用点开看，邮件全文就足够展示在我手机锁屏的消息提示界面。
“c，重写。”
我还是点开看了。邮件空空荡荡，没有抬头，没有署名，没有解释。的确只有干干净净的三个字符。
我感觉血在不受控制地往我头顶冲，像是一群一群的蚂蚁咬着肩膀、脸、额头啃噬上去，眼前的东西变得很远，视野只有中间一圈白色，四周变成了黑黑的隧道。
我握着手机有点站不住了，直接蹲跪下来。
宋琦锦大吼着上来扶我：“你怎么了？文贵云！你怎么了？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我扶了一把她的手，半支起身体：“没事，低血糖了吧。”
“天，我就说你平时吃太少了！”宋琦锦手忙脚乱去柜子里找糖：“这两天更是，每天那么忙，晚饭吃几口就倒。”
我气得想发笑。易镇溢！孬种！躲！你能躲多少次！？
一颗奶糖喂到嘴里，宋琦锦还在东一句西一句：“要不要去医务室？还是去医院吧？有没有既往病史啊……”
我扯出个笑脸拍拍她：“我没事，你帮我去食堂买点甜的东西，奶茶，或者蛋糕什么的，行吗？”
“哦，没问题。我现在去。你坐下，坐着，先歇会儿，有问题你打我电话。”
我给她比了个ok，听着她离开寝室，打开了电脑。
不回应我？你不可能永远不回应我。
一篇不够，我可以再写。离毕业还有两年多，有本事你易镇溢一直躲着我！
宋琦锦提醒了我三次，都低血糖了，吃完早点睡吧，什么作业都比不上命重要。
我是应该早点睡的，我的大脑皮层知道，但边缘系统不知道。很可惜，人类还没有进化到前额叶主宰全身的程度。
凌晨一点半，我再一次敲下发送的回车键，盯着绿色的“发送成功”看了好几分钟，才终于熄灯，爬到床上闭上眼。
《咨询椅上的权力与面具：系统性高位者的隐性防御与倒错机制——以〈treatnt〉paulweston为例》
传统视角多将paulweston视为受困于“拯救者情结”的枯竭治疗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美化为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殉道英雄。然而，本研究致力于探究主流叙事如何通过临床权威的合法性，掩盖了系统内高位者潜意识中诸多被严重忽视与压抑的病理性倒错。
在ura个案的互动中，paul展现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情欲反移情，除此以外，在多位来访个案中还体现出过度的理智化与投射认同、对来访者生活边界的侵入性僭越、严重共情耗竭、以及隐匿性自恋等缺陷。临床督导常将此归结为咨询师自身婚姻危机的代偿，但这显然是一种肤浅且有失公允的系统性包庇。
paul在治疗室内的失控，不仅源于他在患者身上投射了自己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其更深层的结构悲剧在于——咨询关系所赋予的绝对权力结构，使得外部监督无法有效介入，从而放纵了咨询师在这个“绝对安全”的位置上，肆无忌惮地使用病态的防御机制与见诸行动。
不该只有来访者座椅上的人值得被拿着放大镜研究。作为咨询、治疗机构或高校教育等任何权威系统的高位者，在系统设定的封闭空间内，他们拥有着凝视、评判和定义甚至物化来访者的绝对权力。在掌握这种不对等权力的同时，极易滋生出一种结构性的倒错。
如果这些拥有权力的权威，自身存在严重的心理发育停滞或客体关系缺陷时，他们不仅无法真实承接来访者的情感，反而会因为极度的“亲密关系恐惧”与“阉割焦虑”，退行至更原始的防御机制。
为了逃避真实关系带来的失控风险，他们极易发展出替代性的病态索取机制——例如过度反移情、恋物癖、以及将活生生的人降格为无生命的“局部客体”进行代偿等。
警惕自诩为用理智控制欲望的神明。面具之下，不止有悬壶济世、教书育人的英雄，也有躲在“专业伦理”的名义背后，靠着病态防御，来苟延残喘的重度精神畸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