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艺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很小，小到看什么东西都要仰着头。
天花板很高，吊灯很远，大人的脸是一片模糊的、看不清五官的肉色，只有声音是清晰的，从头顶落下来，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他听不懂的噪音。
他站在一扇半开的门后面。
门缝里透出一线光，橘黄色的、暖融融的，像冬天壁炉里火焰的颜色。
他把眼睛贴在门缝上往里看，看到了他妈妈。
她坐在梳妆台前，背对着他。
她的头发很长，披散在肩上，穿着一件丝质的睡袍，领口开得很低。
她面前有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她的脸——不是他熟悉的那张脸。
他熟悉的妈妈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有细纹，嘴角会往上翘，鼻梁旁边有一颗小小的痣。
但镜子里那张脸没有笑，没有细纹，没有上翘的嘴角，只有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像两口枯井，黑漆漆的，什么都照不进去。
她旁边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的手搭在她肩上，手指很短，指甲泛黄。
余艺不认识那只手，但他认识那个声音。
“他是我的儿子，”那个声音说，“这是余家欠我的。”
余艺从梦里醒了一下，但没有完全醒。
他的意识像一条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蛇，拼命地扭动、挣扎，想要从那些沉重的、黑暗的、黏稠的东西底下钻出来，但每次刚探出头就被重新压了回去。
他往下沉。
沉到了另一个梦里。
这个梦里没有他妈妈了，只有他和他的继父。
那个人不是他的爸爸，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还很小，小到记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他只知道一件事：他不是余家的血脉。这件事只有他和他妈知道。
至少他妈是这么告诉他的，“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认真到不像是在跟一个小孩说话，像是在跟一个共犯对暗号。
余艺点了点头，把那个秘密吞进了肚子里，像一个被强行塞进去的、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硬块，卡在胸口，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但那个秘密并没有保护他。它什么用都没有。
他十三岁那年，他的继父——余家那个在法律上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人——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把他叫进了书房。
书房的窗帘拉着，灯没有开。
余艺站在书桌前，两只手背在身后，手指绞在一起。
他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什么紧张，也许是因为“被叫进书房”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不寻常。
继父坐在书桌后面，台灯的光把他的脸切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像一张阴阳脸。
他看了余艺很久，久到余艺的脚趾在鞋子里蜷了起来。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容余艺一辈子都忘不掉。
“小艺，”继父说，“你想不想去省城读书？”
余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句话是一扇门的钥匙。
门后面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黑暗的、扭曲的、让他花了整整五年都没有走出来的世界。
他被送到了省城。
不是去读书，或者说“读书”只是这件事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他被送到了一个人的手里。
那个人姓什么他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去想了，就让那个姓氏烂在记忆的最深处、永远不要被翻出来才好。
他在心里只叫那个人：老男人。
老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像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
他的家里到处都是书，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每一层都塞得满满当当的，像一座用纸砌成的城堡。
余艺刚到那里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一定很有文化、很有教养、很温柔。
他是很温柔。
那种温柔不是装出来的，至少不全是装的。
老男人是真的喜欢他，那种“喜欢”以一种扭曲的、病态的、让人后脊发凉的方式存在着。
老男人有一个儿子，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跟余艺差不多大。
那孩子死了，死在一场车祸里，老男人的妻子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永远不相撞。
余艺是老男人找来填补那个空缺的。
不是“儿子”的空缺。
是另一种空缺。
一种更阴暗的、他自己不愿意承认的、被时间和丧子之痛发酵成了一种接近于病态的占有欲的空缺。
余艺被送到那里的第一晚，老男人给他安排了一间很大的卧室，床是那种老式的雕花木床，被褥是新的，带着洗衣液的味道。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温水和一小碟切好的水果，苹果被切成兔子耳朵的形状，每一块都大小均匀，摆成一个圆圈。
余艺躺在床上，觉得这里挺好的，比余家好。余家没有人会给他切兔子形状的苹果。
那天半夜，他被一种声音吵醒了。
不是很大的声音，而是一种很轻的、窸窸窣窣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地板上爬行的声音。
他睁开眼睛，借着窗外的月光，看到了一个人影站在他的床边。
是老男人。
他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深色的睡袍，腰间的带子系得松松垮垮的。
月光照在他的脸上，那张脸的表情是余艺看不懂的——不是狰狞的、不是凶狠的，而是一种更接近悲伤的、像是一个人在看一样他失去了很久、本以为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老男人伸出手，摸了摸余艺的头发。
他的手指在发抖，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尖的温度偏低，碰到余艺的额头时，冰得他缩了一下。
“睡吧，”老男人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乖，睡吧。”
余艺闭上了眼睛，他以为这就结束了。
但那只手没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