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尚贤，就是选用有才能的人做官，道德反而还在其次，只要国君能合理安排即可。这就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更注重品德，若品行败坏，越有能力危害越大。
墨家尚贤还附带着要求，就是我的能力值多少价，国君得给出应有报酬。不能像大明对待官员那样，又让马儿跑得快，又不让马儿吃饱。人才获得重用，人才获得报酬，方能培养尚贤气氛，方能聚集真正有才干的人为国效力。
墨家也讲仁政，墨家的仁人君子，类似孟子笔下的“大丈夫”，即：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善待生者，哀悯死者。
墨家也讲法制，并认可法家的性本恶。
但是，法家彻底对人性失望，力图用法律来约束人性。墨家觉得人性还有救，而且试图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双赢局面。
想要双赢，就必须创造合理的环境，因此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否则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兼爱双赢？
因此，墨家提倡节用，即不搞铺张浪费，把国家财政都用于民生和国防，让人民安居乐业，并时刻准备着赶走侵略者。
法律方面，墨家法天，而道家法自然。
墨家认为，天志为仁，国君应该实行仁政和仁法，让社会进入良性有序的状态。国君实行仁政仁法，就是遵循了天志，上天就会承认国君的法统。国君若是残害百姓，就是违反了天志，上天会就取消国君的法统，这个国家也会因此灭亡。
墨家尚同，即从上到下思想统一，这样才能政令通畅，才能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
秦国的壮大，最初就源于墨家变法，两次打败当时的第一强国魏国。
即便后来商鞅带来法家，墨家渐渐淡出，但秦国的行政系统，依旧带着浓厚的墨家特色。而且有了法家的加持，秦国的墨家行政系统更为高效，几乎达到墨家设想当中的完美状态。
墨家的行政系统是咋样的？
从乡村到中央，全都选用有才能的人当主官。国君的治国理念，一级传向一级，务必让工匠和农民都清楚。国君的政策法令，一级传向一级，务必让基层能最快最好的执行。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任何阻碍之人都得滚蛋！
在墨家的行政系统当中，儒家的宗法传统是被摒弃的，一切按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裙带关系要尽量予以清除。
墨家内部，也照这套系统运行，巨子的命令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信徒。
说白了，就是按工程师的理念治国，古代大工程就得这样才能完成。墨子把搞大工程的那一套，搬到了治国领域，并且后来被儒家吸收了一些。
正巧，王渊在天竺建国，也着重保护工商业者和地主利益，每一个汉人移民都是小地主，其他的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工匠。
从利益主体而言，刚好契合墨家成分，因为墨家代表的也是一群工匠和小地主。
那么王渊的治国理念，自然跟墨家高度重合，也让赵贞吉误以为天竺国是墨家秉政。
除了坚定支持科学发展，王渊不会偏向哪派，因为儒家精髓也是很好的。
一旦国家富强起来，一旦中央有能力管控地方，儒家核心理念是非常完美的治国方略，但必须去掉一些纲常糟粕。
从西方人对明朝的记述，就可以知道，汉人的许多美德，并不是后来凭空出现的。
比如谦虚、勤劳、温和、好客等等，有个欧洲人的文章，其中一段大意如下：“这里拥有最好的货物，明人喜欢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吝赞美别国的事物。当看到外国的商品，即便看不上眼，也会因新奇而赞叹一番。这是独特的美德，在别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他们也非常热情，因为我是外来者，总有人邀我参加宴会……他们还很谦虚，并拥有这种美德而不自知……”
这就是教化之功，不要觉得教化太虚无缥缈。
当你观察世界各国之后，就会惊讶发现，你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和品德，竟然是中国所独有的。
至少移民们来了天竺，就从文化上自豪起来。
就算是底层农民，都打心眼里觉得，印度本地人是一群不懂礼数的蛮夷——包括那些印度贵族，也是标准的蛮夷，仿佛一直没有开化过！
儒家教化千年是白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