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授东阁大学士，终于做了内阁辅臣，内阁排名为：王渊，毛纪，汪鋐，王廷相，张璁。
凌相转任兵部尚书，曾与王渊一起在辽东督理马政。
金罍转任刑部尚书，王渊的同年兼好友。
郑善夫转升仓场尚书，王渊的弟子。
桂萼转升工部尚书，王渊的同年，曾与王渊一起在浙江开海。
常伦转任刑部左侍郎，王渊的同年兼好友，曾一起在浙江开海。
史道转任工部左侍郎，王渊的弟子。
硬要说王渊提拔党羽、排除异己，那也真没说错，中枢重臣大部分是王渊自己人。
掌管制敕房写诏书的，是王渊的同乡田秋；吏部尚书何瑭，两个儿子全拜入王渊门下；户部尚书严嵩，更是早早投靠王渊；礼部尚书罗钦顺，孙女嫁给了王策。
各部左侍郎，也就吏部宋沧，是杨廷和的门生。兵部方献夫，是王阳明的弟子。礼部许瓒，纯靠政绩和资历提拔。
内阁一团和气，六部一团和气。
这种和气，纯粹是摄于王渊权势，暗地里早就在争权了。
王党内部渐渐分出派系，虽然大家都拥护改革，但彼此利益之争在所难免。
严嵩跟郑善夫就关系恶劣，之前一个户部尚书、一个工部尚书。工部由于铁道司的设立，以及每年大量拨款兴建水利和边防，过手的钱财让户部看着眼红，偏偏每次开工还要户部支援银两。而且部分机构财政管辖重叠，导致户部和工部成为冤家死对头。
在多次争夺财权之后，严嵩和郑善夫的斗争已经公开化。
如今更有意思，王渊把郑善夫调去当仓场尚书，直接负责管理户部的钱袋子，严嵩私底下甚至对王渊产生怨言。
同时，严嵩也明白，王渊在刻意敲打他，因为他上次争权越界了。
郑善夫和方献夫也有矛盾，纯粹是学术之争。
物理学派弟子当中，郑善夫官做得最大；阳明心学弟子当中，方献夫官做得最大。两人各自发展弟子，导致中央朝廷里面，王渊和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不断发生学术理念争执，渐渐影响到郑善夫和方献夫两人。
另外，兵部尚书凌相，工部尚书桂萼，两人之间已经有了私仇，都是各自那暴脾气给闹的。
内阁五位辅臣，除了王渊之外，其余四个全是橡皮图章。
可毛纪跟汪鋐这两位橡皮图章，仇怨越积越深厚。毛纪的内阁资历更深厚，但加官和散阶却一直不如汪鋐，直到这两三年才终于实现反超。汪鋐虽然能力超强，却喜欢阿谀奉承、弄权徇私，常被自诩清流的毛纪鄙视讥讽。一来二去，两人就杠起来，已经发展到互相揭短的地步。
至于刑部尚书金罍，可谓树敌无数，满朝皆是政敌。他办事儿喜欢较真，多次惩处权贵子弟，就连皇帝最宠幸的淑妃，淑妃之父都被金罍抓进过大牢。
吏部尚书何瑭，更是一个强力。他本身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犹如一个邋遢的糟老头子，在任免官员时又按政绩说话，挡住了很多人的升迁通道，也让许多重臣感到不满，他每年收到的弹劾奏章最多！
只有礼部尚书罗钦顺，做官堪称四平八稳，朝野内外一片赞誉之声，竟找不出一个说他坏话的。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这才属于正常。
王渊真正警惕的，并非改革被反攻倒算，而是“东林党”有诞生的征兆。
“东林党”不在南京，而在中枢朝廷。
大量士绅商贾，因开海通商而暴富。他们试图获得政治力量，一边培养子嗣科举做官，一边让子嗣拜入高官门下。他们通过政治献金，想要左右朝廷政策，甚至毛纪、汪鋐两个死对头，居然异口同声建议降低出口关税。
这些暴富的家伙，有足够的资源培养子嗣，数十年之后必然大量入朝做官，到时候满朝都是帮商贾说话的人，岂非形同“东林党”？
当然，这些人如今全是王渊的改革助力，他们主动跟南京“在野派”硬刚，在民间大肆鼓吹王渊改革，把皇帝和首辅吹捧为千古罕见的明君贤相。
朱载堻的儿子继位，恐怕有够头疼的，很容易被商贾阶层绑架。
前阵子，朱载堻设宴邀请王渊，君臣二人在西苑闲聊。
朱载堻问：“先生，如今国库丰盈、四海承平、万国来朝，还有什么须当努力的？”
王渊说道：“当防止商贾做大，防止商贾干涉朝政。”
朱载堻笑道：“先生一力开海，又自办工厂，世人皆称先生为天下第一大贾。先生为何还要警惕商贾呢？”
王渊回答：“商人逐利，即便坐拥万金，也会与小民争一针之利。商贾既已大兴，今后商家子弟必定大量为官，他们只会帮着士绅商贾说话。国家之利，百姓之利，皆可夺之，皆可卖之！”
朱载堻表情严肃起来，问道：“先生可是要抑商？”
王渊摇头说：“不可抑之，只可控之、驭之。商贾犹如猛虎，必须关在笼中，一旦放出就会择人而噬。陛下只需记得孟子之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民’非士绅、非权贵、非商贾，而是天下亿万百姓。民安，则社稷稳固，则天子垂拱而治天下。民危，则国危，则天子有难，则士绅、豪强、商贾兴风作浪。利小民而弱士绅、豪强、商贾之策，可为之；害小民而利士绅、豪强、商贾之策，切不可行之！”
朱载堻若有所思。